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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强:紧扣城市新常态展望智慧城市2017

时间:2017-03-10  来源:新华网   作者:徐振强  责任编辑:陈璠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历经五年政策设计、试点建设、行业聚力和社会关注,已经从理念探讨、定义辨析、初期尝试、跨界融合、模式完善到新的思维创新。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历经五年政策设计、试点建设、行业聚力和社会关注,已经从理念探讨、定义辨析、初期尝试、跨界融合、模式完善到新的思维创新。质量与安全正逐渐成为核心主题之一。“城市大脑”是从综合技术整合向城市深度认知转型的标志性体现,善用其思维来创新实践是提升智慧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效路径。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凝聚全行业要素构建新时期的发展要略是实现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唯一途径。坚持“神经网络”和“毛细血管网络”等感性理论,回归“城市大脑”思维,逐步厘清定义并多元包容性阐释,检视既有成功路径;回归城市本源,探索跨界创新通道,加快以信息化先进产能为代表的载体稳健落地和有效运营;融合理念与维度,构建推进智慧城市的长效机制;深刻把握特别是与人口、城镇化和宏观经济相匹配的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以强健城市信息基础能力建设,带动知识学习和再次创新,加快布局四个先导,合理实施“智慧城市+”,从技术集到大脑思维,促进新时期智慧城市政策规范、实施准则、建设模式、能力建设、产业孵化、第三方评估和国际合作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引言

智慧城市,是我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实现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城市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效率、水平、范围。2016金砖国家智慧城市峰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和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均对智慧城市前景提出预期。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智慧城市的建设应优先着眼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城镇化矛盾预警防控、城市韧性增强、生态文明制度表征、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创新和市民服务的改善等[1]。当前,以构建智慧化的体系,来感知、缓解城市问题、服务城市决策,是城市解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2,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信息与通讯技术是推动信息化社会、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的关键性动力。世界正在进入“大数据经济”,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数据量在2020年之前会增长50倍。笔者认为,从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的进程可以判断,大数据经济与五化融合,将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而催生出“智慧经济”。2015年8月杭州在全国率先颁布 《杭州市智慧经济促进条例》。

二、智慧城市行业创新概览

自2011年以来,我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空信息云[4]、政务改革、人工智能和“城市大脑”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在城市领域,让新理念落地、让新名词生机勃勃、让新事物真正管用,是支持我国经济新常态、贯彻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承载新型城镇化人口需求和增强城市韧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创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诉求应运而生。地方城市政府和信息化行业率先开始思考如何挖掘智慧城市的潜能,服务城市治理和民生改善。

二、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特征

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到智慧城市,是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该政策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

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5]。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2016年11月,继杭州(2015年6月《杭州市信息经济智慧应用促进条例(草案)》)和银川(2016年9月 《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之后,济宁成为我国第三个城市开始探索智慧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发布《济宁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在智慧城市试点的带动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2012年7月,全国首个省级智慧城市群综合接入平台——“智慧江苏”门户平台启动并上线。2014年5月,陕西省发布首个省级智慧城市技术规范——《陕西省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对有效引导全省地市、各部门在统一技术架构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2014年11月,广东省政府发布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智慧城市群建设和信息化一体化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明确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成珠三角世界级智慧城市群。2016年3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战略合作评估及展望》,提出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为龙头若干个现代化智能城市,打造长江中游“智慧城市群”[6]。

2016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发布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加速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与科研及公私营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智慧城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研究包括策略、发展计划、管治安排、数码架构和标准、公私营合作模式等。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长远发展计划,利用创新及科技解决面对的都市挑战,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质量。施政报告相关的研究提出应用大数据来驱动香港智慧城市建设。

“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7]。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三、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对于城市规律的认识、适应和回应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形成全局性、标杆性的成效。即,反映中国特色、具有本土化生机活力、能够全面实施易见成效的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这需要跨学科、跨行业和跨领域等的支持。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九大核心问题:(1)重视软硬件投入,市民沟通参与不够;(2)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归入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疑问;(3)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实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强;(4)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识的创新能力较薄弱;(5)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导向不充分,个别甚至存在理念背离和局部技术应用放大等问题。(6)建设模式多样性不强,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欠紧密,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探索有待加强;(7)少数城市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情况,方案宏大作用微弱;(8)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9)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总之,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剖析、理解和陈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导性、操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执行效力欠佳等现象或态势的出现。

智慧城市自身是创新性极强的城市治理理念,不对当前态势加快扭转、实施立法规范、回归真实创新,去讲究平台思维、求实实在在的感知应用实践,智慧城市将可能成为短暂时髦的词汇、城市治理的说辞,造成公共财政在该领域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仅仅是促成了有限的产能落地,持续性难于保障,而建构起智慧城市有机生长的土壤更加困难。在中国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通过调研国外的经验发现,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释放出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的效能[8]。

四、新时期发展要略

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先导的创建迈入了第五年,中国迫切需要梳理出有建设成效的智慧城市“样板”。为了有效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导向,切实服务于城市治理和民生福祉的提升,应当坚持,在知识理论方面充分跨界整合、注重协作协同和创新,围绕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城市问题等:(1)构建起全面引领智慧城市行业协同、高效发展的多元化科学咨询体系与沟通机制;(2)编制好有城市思维、激情和生命的智慧城市规划与顶层设计;(3)建设好操作性强、成本适宜的智慧城市及其建筑的建设指南,为智慧城市能力建设提供准确的开放式参考平台和创新基石。由此,通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样板,变策划、争取项目,为真正的“传经送宝”,将政府理念有效落地为实际行动;将信息化有效地升级为智慧化;进而促进城市智慧化建设不偏离城市的本质规律和市民的基本诉求。

4.1逐步厘清定义,检视成功路径

单从技术应用角度出发,智慧城市是由包括信息通讯技术(ICT)、城市规划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等融合创新的智慧空间形态[9-11],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行业和跨平台的特征。基于国内外的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其定义应当进一步明确。智慧城市应兼具辅助政府决策、城市治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服务民生等功能。因此,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是综合运用多元化理念,策略和技术等,逐步实现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和治理过程不断自我纠错,自我反馈,自我调节和自我增强的自适应状态,以城市空间科学,信息科学,人居科学和系统科学为主要支撑,最大化辅助城市决策,最大化解放城市生产力,最高效提升城市脆弱性感知与调控水平。广义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讲,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

从城市科学视角出发,看待智慧城市,并剖析国外经验,更为强调模式方法理念和思维创新,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产能驱动和解决方案领衔;深刻系统剖析了我国智慧城市事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政府决策角度出发,密切结合国际智慧城市经验、新型城镇化内驱动力和信息化行业特征,提出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对于我国城市政府,乃至国家健全和完善对智慧城市的管理具有参考价值;借鉴“互联网+”的思维,将“智慧城市+”,进行了充分地情景反演,有机地将智慧城市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进行了链接,激活了智慧城市的生命力[12]。

4.2回归城市本源,探索跨界创新

认识智慧城市,首先应当是城市,再是智慧,把握住城市规律、因地制宜架构智慧应用。因此,智慧城市,应坚持不断的基础创新、跨界创新和适用性创新,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于概念和说辞创新。面向城市真需求,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新常态特征,自上至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导相结合,是保障智慧城市实践成功的关键。加快扭转技术和产能先入为主,实施方案制约,甚至决定顶层设计的局面;加快国外经验学习引入,特别是融合创新思维与精细化智慧实践,调整不适宜的大平台、大中心的云思维与做法;加快面向城市真问题的基础性创新,引导信息化行业有效地服务于城市需求,而不是城市去适应技术和产能,尽快形成能够回应城市真问题、运营模式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快从智慧城市来,到智慧城市去的思维,不去包装概念,而是用概念下有的新兴技术、策略,来帮助城市做好情景反演,从而服务于智慧应用的选择。

跨界创新,将其作为今后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思维之一,已经具备条件。在智慧城市基础研究当中,注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别是公共管理、法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交通与车辆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设当中,注重各委办局等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协同和杠杆机制的形成,特别是强调“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大动作等;在智慧城市实际运营当中,注重从交叉需求导向出发,促进新型互联网和通讯产业应用的有效创新,从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提炼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精华,从落地建设政府职能的交联地带培育出面向刚性需求的有效应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自身的规律,构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维、技术、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进现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学性的提升。如,城市总体规划,以往的做法是经过有限的资料和实地调研,就开始空间规划。而现在,可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构建城市模型,对编制的规划进行情景分析和预评估,如发现路网等设置不够合理,可快速在规划环节全面优化调整,趋近科学理想化。有效解决传统调研中无法掌握足够样本量、无法将跨界大数据整合分析、无法量化计算、无法呈现和分析规划后的可能场景等缺陷。

智慧城市建设,迫切需要智库建设支撑[13],从行业健康发展出发,需要分享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及经验、国外智慧城市经验案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与创新;房地产行业的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市病”及解决方案等。深度探究我国智慧城市该如何发展,怎样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国情走本土化路线[14-15];面对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我国房地产企业如何实现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中存在哪些“城市病”及其发展对策。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如何加快城市管理和运行创新,成为城市建设者与管理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智慧城市的创新与管理以及国内外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理念与实操等问题。

4.3融合理念维度,构建长效机制

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的推进,应坚持三个思维的辩证结合:(1)国际新视角。在实施自身智慧城市创新的同时,应动态把握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开发思维、产业生态和协同创新策略等,充分借鉴和吸收经验、规避问题[16]。与此同时,促进在非数据敏感领域的有效合作,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策略和技术创新[14];(2)真问题导向。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围绕城市问题开展智慧治理创新,提振智慧城市战略的治理魅力与作用;(3)智慧微应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维,对单项领域实施智慧创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点、接触面上创新,再逐步促进“信息孤岛”内核之间的互动融合,审慎、积极地推进智慧应用,补充城市空间思维短板,高效率地实现智慧城市在城市决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应用当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从顶层设计出发,智慧城市必须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创新有机体,从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到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等特征。因此,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在跨界创新思维的启示下,应当具备:懂城市(规律)、懂政府(职能)、懂信息化(技术)、懂产业经济(动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创新(促进有效落地和长效运营)。

路径设计坚持导向性原则[17]和重要问题的针对性[18],坚持城市问题导向、治理需求导向、适用有效导向和民生导向,通过四个维度,立体化实现双引擎服务力的构建:(1)政府引导、市场参与是成功构建智慧城市样板的机制保障。实现有效引导智慧城市事业的科学发展,促进全行业的科学理性认知,促进智慧城市市场的健康持续繁荣,保障智慧城市的新动能在“十三五”能够全面释放,服务地方城市发展和创造广泛的社会就业等目标。(2)科技创新、示范引领是探索智慧城市规模+市场的必然路径。引领全行业跨界创新,激发相关行业协同创新,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方法支撑,并打造智慧城市全流程、全要素和全媒介的交互平台[19]。助力我国标杆性智慧城市综合承包商和综合运营商的打造,加快智慧城市科技业务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步伐,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空间发展的高度融合与协调。(3)决策咨询、专家建言是促进城市智慧生态理论体系建设的源泉。依托高质量有市场力的决策咨询、独立思考精神有深度、理性思维的专家建言,促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建设的健康、扎实、有效、准确和理性。(4)激活跨行业、跨平台、跨部门交流,力促试点向智慧生态融合创新、房地产向绿色智慧转型、促进城市问题机理与调控的精细化剖析。探讨新时期的智慧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房地产行业的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问题与瓶颈等问题。

4.4把握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结合对智慧城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地方城市实践出发,提出九条基本项目建议:(1)从城市细胞入手,着力发展智慧建筑与小区,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基础;(2)在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域)设置智慧城,推广产城融合概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孵化器,营造双创基地;(3)培育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参与,缓解智慧城市协同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4)加大人才创新力度,构建创业之城,建设“智城”,创新人才引进与居住配套的重大实施策略;(5)与建设进度相配套,加快编制一批技术导则、纲要和指南等,全面统筹城市的智慧化建设;(6)充分考虑城市边界、人口、产业等的复杂性,充分用好建设实施的有效要素资源,加快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的智慧化平台,并根据建设进度,逐步升级为城市运营综合平台;(7)对城市功能进行诊断分析并予以完善,实现规划信息化创新;(8)率先构建服务于城市决策的动态、可视化和量化的城市决策支持平台;(9)充分挖掘当地现有的开放资源数据优势与条件,构建全社会能够充分访问、查询、下载、调用和二次开发的智慧应用创新平台。

4.5强健基础能力,布局四个先导

当前无论是智慧城市,大数据还是互联网+,都要尽可能架构些地方城镇能用的创新。把数据作为核心,致力于突破,无异于开门就是一座大山,改革创新难度巨大。“城市大脑”的提出,应密切对接城市治理,直接服务城市决策,按照分阶段实施和同步考虑信息安全等,从全国城市的基本面来看,应率先建设五个库,强大城镇智慧创新的实践与规划能力:1、建设案例库,支持模式创新;2、建设经济技术库,支撑不同经济成本下的实施指南;3、建设共性问题解析库,突出问题导向,实现针对性,反演刚性需求;4,建设产城融合开发单元库,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并吸纳人口;5,建设超现实概念展示库,集聚未来创新,促进感知传播。

两会工作报告曾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创新应重点从如下四个方面考虑。

(1)智慧建筑从理念到行动,逐步成为建筑领域创新的核心实践之一。智慧建筑事业应当在充分借鉴绿色建筑模式的基础上,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技术,快速向标准化、行业性推进。在超过20亿m2的既有建筑改造和新建建筑市场中,强化智慧技术的应用,服务我国建筑领域节能减排和居住舒适性的需要。

(2)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必须依托龙头企业联合体实现加速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行业协同、行业融合和行业集成创新。围绕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快速集成产业生态圈,并深刻地从供给侧改革和用户需求分析等出发,依托行业性、国家级行业平台的建设来加速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咨询服务、建设设计、施工管理、运营维护等板块的有机衔接。自2011年开始,我国就陆续出现于智慧城市相关的联盟,截至2015年3月,全国、区域和城市层面的联盟数量总数约为30个,以全国性和区域性(两岸、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的联盟为主,城市(区)层级的联盟有北京市海淀区、大连市、合肥市等,四川和上海有联盟直接聚焦社区层面。联盟建设模式与国外类似,有公共合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合营等,支持单位包括工信部、住建部、发改委、教育部和行业协会等,超过一半的联盟为市场自发运作,无直接的支持单位。在联盟形式方面,有城市联盟和协同创新中心等,其中协同创新中心,具有向综合实体培育的特征[20]。

(3)小城镇的绿色化智慧化思考、规划和建设迫在眉睫,需求强劲。在推进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同时,加大对小城镇智慧化、绿色化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从落实新型城镇化的高度和市场需求分析,以行业发展的视角来集成研发有针对性的小城镇绿色智慧解决方案,服务我国总数超过两万个的小城镇和约九百个新城新区。截至2014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20401个,其中建制镇建成区人口1.56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6.40%,镇区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特大镇有235个,5万人口以上的镇有876个。经济新常态,小城镇发展面临重大且可观的产能需求。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三大发展目标,已经在全国超过300个城市全面推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战场,但是“镇”层面的智慧建设,略显不足。与此同时,由于空气、水和土壤等总体污染严重,特别是小城镇污水处理、垃圾收集、水体和面源污染等问题,绿色建设极为迫切。绿色智慧融合发展,集成创新,强健小城镇科学发展的规划路径目前极为迫切,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推进深度城镇化,特别是“镇”的宜居宜业,进而有效承载就地城镇化人口的关键性补充。小城镇在就地城镇化中扮演突出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新市镇的规划建设、有步骤的撤村并点和“大镇”的架构等,为小城镇这一城市形态提供了契机。以河北省为例,2016年3月初,《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规划》指出,到2020年,建成1000个中心村(由5000个村合并成)。以小城镇的绿色智慧化实践,来进而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智慧化发展,具有中枢性作用[6]。

(4)面向城市全生命周期,建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平台开发、标准化和推广,是加强对建设工作管理和提高建筑效能的关键性抓手。加强该在领域的创新,特别是BIM等应用的政策机会,做实“规划-建设-管理”平台,具有全面的行业推广价值。建设行业自身应通过信息化基础上的智慧化,来提高管理效能、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简政放权,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

(5)以“数字-数据-资源-要素-效益”等为关键内容,切实发展智慧经济,提振并提升产业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三基”融合改造和建设,构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整合资源和公共品[21],坚持安全可控的技术管理体系[22],降低城市运营成本。打造智慧城市创新平台群,扶持智慧经济与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快速将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衔接和跨界创新。依托城市功能疏解和协同发展的空间和产业契机,着力发展能够自我感知、自我学习和自我优化提升的智慧经济,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韧性建设,促进城市在区域产业链分工和区域协同发展中处于科学的生态位。

五、结语

中国从五年前了解国外的智慧城市最新动态到成为世界最大的智慧城市试验场)。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应运而生,生态城市已经在全国各级城市建设中全面铺开。生态与智慧融合创新,是可持续解决中国城市当前发展困境与提供中长期战略支撑的双引擎,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关键依据[23]。

作者简介:徐振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